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11月2日至3日，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日本国“媒体人士交流会议”执行委员会主办，中国外交部、日本外务省、国际交流基金会支持，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协助的“第四届中日媒体人士交流会议”在成都郊区举行。中日双方顶级媒体人物就当下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碰撞了思想。
基于高效、真实和可控，主办方把参加者的人数控制在各方10个人左右。中方人员有中国新闻社社长刘北宪、《中国青年报》总编辑陈小川、中央电视台高级记者、评论员白岩松等；日方人员有朝日电视台“周日论坛”节目主持人田原总一朗、《产经新闻》政治部部长乾正人、《朝日新闻》编辑委员加藤千洋等。此届会议本在5月举行，但由于甲型流感的蔓延，拖延到现在。而11月1日北京又遭到今年首次大雪，日方人员无法按时到达成都，会议推迟了半天。
连续遭到了阻碍，会议却取得了成功。会议成果将对中日两国最高层以及接下来的相关报道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我作为记录人员参加会议。听着双方媒体人士表达的中文和日文，记录所有人的发言，抽出要点和核心交锋点，写出总结报告，这是我的任务。超过10个小时的激烈讨论使得思想交锋相当敏感而本质，因此会议为内部性质，内容为非公开。当然，向两国公民社会推广有这么个活动的事实极为必要，也是所有会议利益攸关者所希望的。但愿大家能够知道奉献于中日两国可持续发展的媒体人正在做这块努力。
长达一天半的会议由四个主题环节组成：“日本政权更替与中日媒体涉日涉华报道”；“国际金融危机给中日媒体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日媒体在报道关注点上存在的差异”；“媒体报道对国民感情的影响及改善国民感情中的作用与责任”。此外，参会者还参加了与四川青年代表的座谈会。通过与积极向前看的四川各界青年的交流，日方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加深了信心。
四个主题都是中日官方和民间密切关注，并对两国及其关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话题。我也一边跟踪记录，一边思索话题的根源和本质。具体内容不能公开，只是谈谈我的感想和总结。我认为，归根结底，中日双方媒体人士围绕四个方面进行了认知和观念上的“交锋”：客观报道、国家利益、政治改革以及中国未来。
什么是“客观报道”？中日双方参加者达成共识，认为，媒体报道应该实现客观、公正、深度。这是一切媒体报道的前提和基础，做不到这些，就不会得到内外的尊重和认可。不过，至于“客观”背后的思想，双方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日方认为，媒体报道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媒体必须拿出事实监督，批评政府，尤其对那些政治家丑闻、官僚贪污等。例如。田原总一朗曾通过“周日论坛”迫使两位首相辞职，使得内阁垮台。这是日方认为的“客观”。中方也赞同媒体应该监督，批评政府，但其前提是维护所谓“社会稳定”。在特定的形势下，媒体甚至应该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在我看来，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是两国媒体共同的方向，只是说，它对日方来说是结果，对中方来说则是目的。
什么是“国家利益”？日方坚决主张，国家政府不可能每时每刻代表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国民或公民的利益。在政府因政策失误等原因无法代表国民利益时必须站起来批判政府，使得统治者治理得更加“善良”。中方也同意，认为“国家利益是人民的利益”。在这点上双方达成了共识，是大进步。只是中国的媒体报道停留在“政治正确”的局限上。对于“如果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不一致，甚至相冲突，媒体该站在哪一方？”“凭什么证明党的主张总是正确，而人民的判断错误呢？”，中国媒体则处于无奈和模糊。日方则很清楚，媒体必须站在国民一方，宁愿垮台政府。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政治改革，主要是民主化的问题。此次使得日方感到惊讶的是，中方所有人都认为中国民主化大势所趋，必经之路，只是怎么改，分几步走的问题。比如，从党内民主开始，慢慢向社会的方向普及下去。中国领导人不愿意看到最坏的局面，所以宁愿慢慢改进，否则造成无法收回的局面。对此，日方也表示理解。其实，中方也热烈关注日本的政治改革。比如，统治50多年的自民党下台，政权交替，民主党上台的情况下，日本政局能否更加稳定？新的领导人提出的经济、外交、环保等理念有没有可行性？日本将来迎来两党轮替统治的局面，还是民主党一党制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日方认为自民党很难重新上舞台，其存在意义也受质疑。有趣的是，一直学习，参考自民党“一党独大”的中国共产党对自民党“下台”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或许，对中国研究者来说，深刻研究自民党下台的背景比乐观欢迎民主党上台更加切实而重要。
中国未来走向何方？在金融危机蔓延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复苏令人欣慰，没有国内外专家预测得糟糕。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保八”目标似乎也能够实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中国的经济结构依然面临着种种结构性问题。高速发展、庞大GDP背后的高失业率、低就业率、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停滞的个人消费和内需、国有企业的垄断、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等等，都足以证明中国经济的不健全和不可持续。对此，日方密切关注，中方坦诚接受。问题是，中国正在摸索“经济自由，政治不民主”的“第三条路”，美国、日本等有识之士也越来越觉得，无人走过的、史无前例的，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有可能发生，面世。日方表示期待，中方充满信心。
我坦言，上述这些共识和分歧都来自于中日两国不同的体制、国情、发展阶段、历史传统、价值观等深层要素。但哪怕是一点点，了解、明白对方的困境、内幕、真实是必要的，为的是中日两国更加和谐的相互认知，更加宽容的相互交流。多表扬对方的进步，少张扬自己的优势。就像一位中方人士提倡的，“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说的总正确，不要从道德优越感的角度张扬自己，批评对方”。
作为记录人员，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扩大了人脉，成为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我重新认识到，中日国家政府和社会人士都在体制、历史、价值观等制约之下奋斗着。时代肯定是往前发展，中日关系也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能否取得重大突破则取决于大家的想象力和智慧，就是在把握大局，抓住时机的前提下，我们该发挥的想象力和智慧。
2009年11月4日傍晚 写于成都杜甫草堂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kyoshikazu@gmail.com
- 2009/11/09() 19: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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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长平
即便没有亲眼看见那些砖块、水泥和铁丝网的飞溅，我们这一代人也都是柏林墙倒塌的见证者。过几天就是此事件二十周年纪念日了，除了感慨逝者如斯，我们还应该回顾一下，这二十年来，这堵墙和它的倒塌对我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柏林墙是社会主义国家东德修建的，时间是1961年8月13日，直接原因是大量的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逃亡西德，导致东德空心化，但是东德政府告诉民众说，这是要把“资本主义的罪恶”挡在外面。可惜这“罪恶”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冒着生命危险“用脚投票”，翻墙行动前仆后继，抗议之声不绝于耳。中国的孟姜女没有哭倒长城，东德的民众在1989年11月9日真的砸开了柏林墙。
以保护的名义行控制之实，这是政客们的常见伎俩，可惜在现代社会早已经失效。柏林墙立起之后，就成为阻隔文明的冷战的象征了。它的倒塌，又成为建设新的世界秩序的标志。高墙深院，其实质就是掩耳盗铃的画地为牢。
彼时的德国被战胜国四分五裂，这堵墙更成为阻碍国家统一的屏障。由于传统的观念，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中国当时的态度是倾向于支持德国统一的。但是墙倒之后，尤其是德国随之统一之后，我在头几年的深秋都找来《参考消息》等官方媒体看，发现其纪念文章都有些怪腔怪调，主要在讲统一之后东德、西德互相不满，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那时候很多人读了《参考消息》，恐怕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柏林墙还是不拆的好。
而我自己的印象则是，《参考消息》本身就是一堵墙，横亘在中国视角和国际视野之间。事实上，这二十年的历史，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各地建墙拆墙的过程。现在很多德国人，曾经的东德人和西德人，也没有真正超越那堵墙。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墙》，说的是生死之间立着一道墙，那就是恐惧。只要超越对死亡的恐惧，人就可以获得自由。这个主题似乎也可以作政治解读，政客们筑墙自缚的原因，就是出于对政权死亡的恐惧。然而，自由从来没有停止它的召唤，翻墙和拆墙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经过了柏林墙倒塌的历史之后，人们对于建墙行为都会有些敏感。因此，并非巧合的是，在二十周年的纪念日子里，网络“翻墙”越来越“时髦”，成为一种特别的回响。六十年代，德国有艺术家为了讽刺柏林墙，在中国长城的照片上写道：“来自柏林的问候。”这句话至今似乎仍然有效，不过应该写在互联网上，并给问候加上一个日期：“来自二十年前” 。
与此同时，我也看见人们内心的高墙日渐垒砌。人们被分为左派和右派，敌人和朋友，男人和女人，西方和东方，七○后和八○后……每一次划分都是一次建墙的过程。尤其是这几年，网络意见出现较大的分歧。
“翻墙”固然是一种努力，但是柏林墙的故事告诉我们，拆墙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对于观念之墙，拆墙的办法不是去捶砸，而是耐心地沟通。每捶砸一次，都可能立起一堵新墙。在各种观念之墙面前，建立多元的理性对话机制，才是通往无墙世界的正道。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可发邮件至zpcp678@gmail.com与作者联系。
- 2009/11/09() 19: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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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rcus Research驻东京分析师 彼得•塔斯克
新兴市场似乎在危机中找到了良机。与负债累累的七国集团(G7)相反，它们很快就回到了以前的增长轨道。因此，毫不奇怪，美国新兴市场共同基金的资金流入达到创纪录水平。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出色表现预计将延续到遥远的未来。
这是目前投资者之间流传的一种说法。任何人只要经历过日本泡沫经济的起落，听到这种说法就应当拉响警钟。
记得在1987年“黑色星期一”股灾过后的几年里，日本的资产价格从昂贵发展到高得离谱，日经指数令人眩晕地飙升至39000点，令看空者大跌眼镜。
与现在一样，当时的逻辑似乎无可反驳：尽管西方世界在股市崩盘后一蹶不振，但日本经济显然轻松地就返回了正轨。日本企业凭借它们的高市值，收购了一批值得炫耀的外国资产，日本银行则拥有全球最高的信用评级。
但表象绝不代表事实。那场危机并不是让日本毫发无损，而是加剧了日本的结构性问题，为另一场严重得多的灾难埋下了伏笔。在此后几十年里，产生健康的投资回报率的国家不是日本，而是疲弱的西方经济体。
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根本不会受到出口市场疲软的致命打击。其经常项目盈余和强劲的财政状况为宏观政策提供了回旋的余地，使得任何形式的经济放缓严格来讲都只是暂时现象。日本央行适时猛踩油门，刚刚放松监管的银行发起了充满爱国精神的放贷狂欢。高端消费激增，但真正的行动出现在资产市场和资本投资领域，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迅速上升。
这听上去是不是似曾相识？本应如此，因为同样的动态在今天的中国以及其它一些发展中经济体显现无遗。
这些地区的利率在太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过低水平。如果像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假设的那样，自然利率约等于GDP名义增长率，那么本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中国的利率都应接近10%。美联储(Fed)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span)一直受到指责，说他将利率压得过低，引发了美国的房地产与信贷泡沫。但如果说美国的货币政策对美国而言是错误的，那么对于那些“进口” 了这种政策的高增长国家来说，错误就更为严重。其结果只可能是大规模的资产分配不当。
在2008年顶峰时期，上海股市的市净率(pbr)超过7倍，远远高于1989年日本股市的5倍。经过过去18个月的动荡，这一比率已经降至3.3 倍，但依然是世界第二高水平，仅次于印度。中国的住宅售价与收入之比，也让美国的房地产热潮相形见绌。看多者将高增长数字加入模型，以此为高不可攀的估值辩解。然而从历史上看，GDP高增长与投资回报之间的联系微乎其微。日本出现经济奇迹的几年里，股市表现低迷，而以美元计算，韩国、台湾和泰国等高增长率经济体的市场指数20年来鲜有增长。
令人恐慌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兴市场目前的泡沫可能只是未来危机的冰山一角。
上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日本——和今天的中国一样——将政府指导银行放贷（窗口指导(window guidance)）置于货币政策之上。银行监管放松加上受到G7支持的日元急剧升值，拉开了日本泡沫最后疯狂的大幕。
在顶峰时期，东京皇宫所覆盖土地的理论价值甚至超过了整个加州。但随后便走投无路——资产市场崩溃和金融体系覆灭成为注定的结局。
如果中国继续以日本为榜样，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取消将成为最后的导火索，引发规模堪比“哥斯拉”(Godzilla)的信贷狂潮。为什么中国领导人会走上这样一条灾难性的道路呢？因为另一种选择——释放多年来在重商主义政策下积聚起来的通缩压力——会极其痛苦，容不得人考虑。那就是日本决策者做出的选择，而他们拥有管理准资本主义经济的百年经验。
这一次将以历史上最大的泡沫收场——规模可能最大，涉及的人口总数肯定最多。中国能否像日本那样坚忍地渡过随之而来的金融动荡？似乎不太可能。至少中国日益崛起获得全球霸权的进程将受到干扰。
本文作者是Arcus Research驻东京分析师。
译者/何黎
題目:中国走向何方 - 種類:新聞報道
- 2009/11/07() 23: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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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我认为中国需要左派，这里我所指的左派，是一种“合成”左派。他一方面不是意识形态型的，是务实的。另一方面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是那种“为人民服务”传统的左派。
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因为我认为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左派比右派更能促进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更能提高中国人的福利，也更能使中国接近民主体制。我的推理建立在以下几个前提之上，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前提不成立，那我的推理和结论也是不成立的。所以必须先把我的前提说清楚。对于这些前提的是与非，我们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希望对以下推理的逻辑，我们能达成一定的共识。
第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现在的右派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不挑战现行体制的。这和1957年的右派有很大区别。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右派知识分子倡导价格改革比倡导经济体制改革更积极，倡导经济体制改革比倡导政治体制改革更积极。到了2009年，中国右派学者至少不会积极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但在十年前，中国右派知识分子——主要是经济学家——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必要或者经济改革本身就可代替政治改革的大有人在。
中国左派也不挑战现行体制，也就是说在体制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右派和左派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评估左派和右派时必须去看他们在其它问题上的主张和观点。这样说可能对右派有些不公平，也许下面的说法更客观：左派可能比右派更拥护现行体制，而右派可能比左派更被动地接受现行体制。这是我第二个前提。
第三个前提是我文章最初所说的，左派不是僵硬的意识形态型的。 这个前提很重要，因为在中国，左派作为一种“品牌”是有严重缺陷的。我们一说起左派就想起张春桥、姚文元，其实无论中国需要什么，也不需要张春桥、姚文元。
左派和人民福利
传统的左派看到穷人利益受到破坏，他会难过，他会气愤，他会主张政府采取措施直接保护穷人的利益。比如左派会更支持劳动法、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收入再分配以及给农产品补贴等政策。而右派都是反对这些措施的，这并不是说右派不关心穷人利益，而是因为中国的右派和其他国家的右派一样都反对政府干预。右派的观点是，政府直接干涉经常是事与愿违，是达不到保护穷人和弱势者利益这一目的的。
但在这个问题上，右派的逻辑是建立在一个错误基础上的。根本不存在一个右派脑子里的天方夜谭——就是政府在社会领域少干预，并在经济上给予更多的自由。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政府的干预无处不在。它不在经济领域干预，就会在社会领域干预，它不在社会领域干预就会在文化领域干预，它不在文化领域干预就会在教育领域干预，它不在教育领域干预就会在体育领域干预。政府总是要干预的，而且是直接地、不受制约地干预。这是由中国的体制决定的。
所以右派反对政府在社会领域干预等于是支持政府在其它领域（比如经济领域）增加干预。为什么呢？我们用一个假想的例子来说明。假如政府有100个工作人员。为了解释方便我们进一步假设只有两个领域，一个是经济，一个是社会。又假如政府现在有50个官员去干预经济，有50个官员去干预社会。如果我们实行右派的方案，那政府干预社会的官员减少到40个而它对经济的干预就增加到60个。如果我们实行左派的方案，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增加到60个官员而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到40个。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左派的方案比右派的方案更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这里不成文的假设是政府规模没有变化）。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如果政府的干预是一个给定的条件， 那剩下来的问题就不是政府应不应该干预，而是哪种干预相对而言更能增加社会福利。
比如在媒体上争论的经济适用房问题就能说明这个道理。右派知识分子反对经济适用房，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政府没有去建经济适用房，它就会拿这笔钱去建生产过剩的钢厂、铝厂，去给自己建华丽的办公大楼——不是有一个区政府给自己建了个“国会大厦”吗？对经济适用房的争论不在于建或不建，而在于建经济适用房的机会成本是什么，以及不建的机会成本是什么。我想任何一位讲道理的人都会同意建经济适用房要比政府建华丽的办公大楼更有意义。
但是右派知识分子会反驳说，建了经济适用房并不意味着穷人会获得经济适用房，因为中国有腐败。前些时候有一位经济学家建议经济适用房不要建私人厕所，这样富人就不会去买经济适用房了。虽然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我不是特别明白为什么这样就会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首先这个提议把治理腐败的成本转嫁给了老百姓，我可以想出很多减少腐败的办法，比如制度改革，但我不认为减少老百姓上厕所的隐私是克制腐败的最好办法。另外，如果你是个富人，真有钱，你就可以给自己修一个厕所，更何况富人不会自己住在那里，他们一定是要出租给穷人的。所以我看不出为什么不修厕所就会遏制富人对经济适用房的需求。
退一万步讲，即使富人获得了经济适用房，但只要是富人没有获得所有的经济适用房，也没关系，也应该建设经济适用房。原因很简单，因为富人可以利用腐败住进经济适用房，但穷人无法利用腐败住进政府大厦和产能过剩的“大项目”。该不该建经济适用房不取决于中国有没有腐败，而取决于穷人入住经济适用房的概率和穷人入住政府大厦的概率。要建经济适用房不要求前者的概率是100%，只要求前者的概率大于后者的概率就行。我们知道前者的概率肯定不是100%，因为有腐败，但我们可以肯定前者的概率一定大于后者的概率，因为后者的概率只能是零。
左派和私有经济
我上面的推理是想说明，左派的理念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比右派的理念更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更能提高中国人的福利。我现在讲一下为什么左派比右派更能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
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缺乏“保障个人权利”这一基础的，因此中国没有真正的，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私人经济。为什么没有真正的私人经济就需要左派呢？因为在中国经济体制里，真正的、百分之百毫无疑问的私人成分只有个人和家庭，而个人和家庭的最大组成部分就是工人和农民（用现代表达方式就是蓝领，用传统表达方式就是无产阶级）。而左派关心——或者说是应该关心——的是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因此推断出这么个结论——在中国只有左派是真正维护私人经济的。
右派也支持私人经济发展，但右派更关心“企业的私人经济”而不是“个人的私人经济”。在中国，企业发展是离不开政府支持的，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分野也越来越不明显。私营企业发展要靠与政府拉关系，与政府结盟。而国营企业的发展要靠上市和高管的股票期权。中国的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一个是表兄表弟、女婿的关系，一个是亲兄亲弟、儿子的关系。也就是这么一点的差别。所以，即使左派是支持国营企业的而右派是支持私营企业的，他们观念的沟壑实际上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左派代表民众说话和右派代表企业说话，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
中国现在很多经济问题都和右派在错误的假设前提下坚持的理念和政策有关。比如所谓消费过低的问题其实就是私人消费过低。这里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是工人工资增长太慢（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在这个现象后面是企业依赖政府的保护来压低工人工资。前几年山西黑砖窑就是典型的案例。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一个左派与这种力量抗衡。补贴、转移支付，甚至制止企业裁减工人都是左派提倡的。我认为这些政策是中国现行体制下尽快提高私人消费的最佳选择。
另一个例子就是国营企业私有化。右派支持私有化，而左派反对这样。在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我会支持右派的立场，但在中国这种体制下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缺乏个人权利基础，所以私有化是不可能彻底的。比如在中国，私有化总是管理层借助其内部人优势获得利益，而职工的利益往往被忽视，又例如，亏损的国企私有化了但赚钱的国企被政府保留下来。这是一种非常没有效率的私有化。第一，亏损企业是劳力密集型企业，私有化后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不安全感。我认为国人在90年代后期以来的消费谨慎和90年代的私有化不无关系；第二，政府本来应该履行它的社会职责保护弱势群体。这本来是政府的强项，而政府的弱项是管理和经营企业。经过90年代的私有化，我们的政府不去做它擅长的事而去做它很不擅长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放弃垄断这么难，因为一旦放弃垄断，马上就会向世人揭示它的利润来自于垄断。也许放弃擅长管理的形象比放弃利润本身还要痛苦。最理想的私有化应该是政府保留亏损的国企而把赚钱的国企卖掉。
反驳我的观点的人会说我的逻辑自相矛盾。他们会指出虽然右派支持的私有化方案没有获得最佳效果，但右派是支持私有化的，而左派是整体反对私有化的。所以至少过去十年中国在私有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我承认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不认为如果中国没有经历90年代的私有化风潮，中国整体私有经济就会停滞不前。其实中国到了90年代初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私营经济体——就是它的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即使没有经过城市国企的这场私有化，通过竞争和兼并，中国的私有经济也会发展壮大（虽然速度会慢一些）。另外如果中国没有经历90年代那场私有化运动，可能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国进民退”。“国进民退”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因为既得利益，因为主管国企部门一夜之间有了“吹牛权”（bragging right）。另一方面，在“抓大放小”之后，所谓的“抓大”导致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获得了各种国家资源和垄断权力。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因为国营企业整体亏损，中国的官界和学界达成了当时的“北京共识”——国营企业是没有效率的。但这个共识被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取代了。这个新的“北京共识” 认为国有企业只要抄袭一些西方企业的表面形式也能成功（西方企业的表面形式指的是上市、股票期权、董事会、高薪和总经理的ＡＲＭＡＮＩ西装）。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因为有了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而付出了，而且还在付出着巨大的代价。
左派和民主
正是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缺乏个人权利基础的市场经济，因此在社会结构上，存在只有“抽象人”，没有“具体人”的情况。
民主制度和一党制的区别是前者有选举而后者没有选举。但民主制度和一党制还有一个派生的区别——民主制度是一种具体人的制度而一党专制则过于抽象化。所谓政府、公司和社团都是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些机构自己是没有生命、没有血肉的。它的生命是法律授予的而不是天生的。在中国我们经常听到的，比如 “政府英明的领导”，这是不准确的说法，因为政府作为一个抽象人是无法做决策的。“政府英明领导”准确地说是组成政府的具体人的英明领导。我们在夸奖微软时一般都会夸奖比尔·盖茨，我们在夸奖通用电器时一般都会夸奖杰克·韦尔奇。没有比尔·盖茨和杰克·韦尔奇，微软和通用电器只是一堆水泥和椅子。顺便说一下，在中国经常把具体人取得的成就错误地归结为抽象人的成就。比如有些国企在做的还不错的时候，主管单位会突然把经理换班，因为它认为企业自己就会做出优秀成绩了。而这一般就是企业沉沦的开始。
但是我们如何能保证政府作为一个抽象人能够准确地、忠实地代表组成一个社会的具体人的利益呢？其中一种办法是通过选举。选举是具体人控制抽象人的工具。但是如果没有选举怎么办呢？这时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抽象人失控造成组成抽象人的利益实体——具体人，比如官员和国有企业经理——追求自己利益而牺牲社会具体人的利益。我想读者对这一情况都很熟悉。
失控造成另外一种后果就是抽象人过分追求抽象的目标。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跃进”时把家里的铁锅、铁碗拿去炼钢、炼铁，目的是提高没有任何意义的钢铁生产指标。现在，有些地方政府用强迫拆迁、压工资增长来提高GDP也是一个道理。GDP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一般除了学者和经济官员很少人知道它的准确意思，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从来不谈GDP，奥巴马谈经济时会讲就业或税收，因为这些都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政府必须追求具体人在乎的目标。
第二种情况是组成政府的具体人在意识形态取向上接近社会具体人，因此即使没有选举，这些具体人也会自觉地代表社会具体人的利益，会自主地去实行符合社会具体人利益的政策。其实“以人为本”在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具体人组成的政府能够最有资格代表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我认为是左派，因为左派最关心蓝领阶层的利益。而蓝领阶层在中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恰恰是左派，可以补充市场经济中所缺乏的个人权利保障的基础。在民主体制里，选举是把具体人和政府抽象人联系起来的一个工具，在一党制下，左派起了联系抽象人与具体人的作用，起的是一个民主替代物的作用，虽然不是完美的替代。左派当政从功能上就成为一种没有选举的民主。
总之，中国需要左派，越多越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題目:中国走向何方 - 種類:新聞報道
- 2009/11/07() 22: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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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杭州警方说胡斌飙车速度只有70码，后有湖北网民熊忠俊说法庭上的胡斌可能是替身。事实证明，“5・7”杭州飙车案中这两种说法都未能成立。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从当事人的遭遇看，杭州警方向公众道歉，原因是70码之说“是不严谨、不妥当的”；但是替身之说就没这么轻松了，熊忠俊被公安机关认为是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处以行政拘留。
平心而论，“70码”一出，舆论哗然，网络大震，它对公共秩序的扰乱，要远远超过替身说。正如邵建教授分析的那样，替身说扰乱的是权力秩序，让司法部门忙了一阵子。但是因为“出身”不同，它们所受的惩罚和效果不成比例，一个只是“不严谨、不妥当”，道歉了事；一个就是造谣，作奸犯科了。
警方连“错误”都不承认，更不会认为自己是在造谣了。那么熊忠俊是在造谣吗？如果是，他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
这让我想起来，去年5月，有人找出我文章中关于谣言的论述来，认为我在鼓吹“造谣自由”，引起轩然大波。我不承认这种指控，因为“造谣”这个词本身就含有强烈的价值评判。我的原文表述为：“言论自由天然包含了说错话的自由，尤其是质疑权力的自由。比谣言更加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
法律用语应该尽量客观中立，不带太多情绪色彩，因此我建议从法律文本中取消“谣言”一词，可代之以“不实信息”。而公民行使对公权力质疑的权利时，使用不实信息应当得到允许。如果每一句话都要做到准确无误，没有疑点，那么“质疑”这个“疑”字就无从说起了。这种要求，等于取消了公民质疑的权利。
从技术上说，连每天都在跟车速打交道、而且拥有调查权力的交警，都弄不清“70码”是多少，一般民众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每一句话都千真万确。就算胡斌真的找了替身，普通人也不可能替代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对他进行专业的鉴定。不管熊忠俊的表达多么肯定，人们也知道，本质上他只是在质疑，不会有人以为他的判断就是权威裁决。
胡斌替身说，是对因为说出“70码”而不可信任的杭州执法和司法部门提出质疑，要求他们发布更多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非但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相反还重建了公共秩序，让权力部门学会面对公民的苛求。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鼓吹发布不实信息呢？当然不是。诚实是一种美德，严谨是一种素养。假如一个人针对公民个体或者公司、社会团体，散布不实信息，造成名誉伤害和精神损失，那就可能面临诽谤的起诉。对公权力的质疑，不应该遭到任何法律上的指控，但是如果你发布的消息不可靠，论证逻辑不严谨，甚至故意打胡乱说，那么你的信誉会受到影响，得不到人们的尊敬，甚至遭到舆论的谴责。
公权力处于舆论的聚光灯下，既是一种监督，也是一种保护。一个人遭到流言攻击，如果不通过法律手段予以澄清，别人很可能信以为真。但是公权力遭到足以“扰乱公共秩序”的质疑时，媒体都不会袖手旁观。对于胡编乱造的事情，它要讨还清白非常容易。这种情况下还要征用法律，只会失去更多的清白。
值得警惕的是，把质疑的权利、说错话的自由，说成是“造谣的自由”，就跟把新闻报道的权利、追踪采访的自由说成是“炒作的自由”，把抗议的权利、集会的自由说成是“闹事的自由”一样，是对公民权利的污名化。
同样被污名化的，还有当事人的身份。官方消息中，熊忠俊被称为“湖北省鄂州市无业人员”。“无业人员”这个词，也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让人想到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之徒，是社会危险分子。事实上，他可能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自由职业者，或者暂时失业在家的不幸人士。大家熟悉的例子是，央视的记者大多是聘用人员，他们去采访全国“两会”的时候，就是堂堂正正的记者；一旦出了什么事，他们就成了“临时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可发邮件至zpcp678@gmail.com与作者联系。
- 2009/08/28() 16: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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